首页 | 联系方式 | 加入收藏 | 设为首页 | 手机站
淄博安捷保洁有限公司
服务热线:0533-811744

保洁设备

联系方式

联系人:杜小姐
电话:0533-811744
邮箱:chinawanhang@msn.com

当前位置:首页 >> 新闻中心 >> 正文

中国的垃圾分类还要走很长的道路

编辑:淄博安捷保洁有限公司  时间:2012/04/19  字号:
摘要:中国的垃圾分类还要走很长的道路
眼睁睁看着被自己好不容易分成几类的垃圾,又被环卫车重新搅在一起拉走时,李大爷愣在了一旁。
  这是北京市西城区大乘巷,首都最早实行垃圾分类的示范社区之一。
  从1996年开始,小区里多了一些垃圾桶。这些垃圾桶三个一组,分别容纳着可回收垃圾、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。
  “这边分开,那边又混起来,这事儿挺费工。”李大爷私下嘟囔。
  尽管如此,李大爷和他的邻居们还在坚持。而在另两个垃圾分类示范社区,北京市宣武区的建功南里和椿树园,大部分居民已经渐渐习惯不再做垃圾分类这种“无用功”。
  由于垃圾分类回收量的不足,每天,大量各类垃圾被一起送去了城郊的处理厂。在其中最大的朝阳区高安屯处理厂旁边,居民赵蕾每天都被恶臭熏得“几乎喘不过气来”。
  这个设计能力为1200吨的处理厂,每天接收的垃圾超过了4700吨。由于超负荷运转,大量垃圾无法填埋,只能暴露在空气中,逐渐腐败,散发出浓烈的臭味。几年来,周围居民抗议活动不断。在几十公里外的海淀区,200多名居民也在一个月前,因为六里屯垃圾填埋场的臭气而“堵门抗议”。
  现在,超出北京处理能力的垃圾,一天就有8000吨,垃圾过量的问题,正不断威胁着高速发展的北京城。而设想中的“分类减量”,从1996年首次提倡垃圾分类至今,一路跌跌撞撞,起效甚微。
  垃圾的两段路
  13年前的提倡至今不见起色,垃圾分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?
  跟市民有关的,是把垃圾丢进垃圾桶这一段。根据北京市管委2008年发布的数据,全市垃圾分类收集率已达52%。但在遍布大街小巷的分类垃圾桶里,随手掀开一个就能看到,在“可回收物”的桶里,吃剩的食品和饮料瓶、废纸等混杂着躺在一起。
  在广州,由于真正做到垃圾分类的市民少之又少,分类垃圾桶常年形同虚设,现在,蓝色的单一垃圾桶又悄悄回到了广州街头。北京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。大部分地方有分类条件,市民却始终缺乏分类意识。
  对于这一点,在2009年北京市政协会议中,中国农业大学生物学院教授李赞东委员认为,市民们都赞同垃圾分类,却很少有人真正去做,“原因是大家根本不知道该怎样分”。
  接下来,垃圾被倒出垃圾桶,经历了环卫车、清洁站、中转站,最后被送往处理厂。这一段路,比起前面,要复杂得多。
  在大乘巷,保洁员李师傅是领着垃圾“踏上第二段路”的人。
  说到垃圾分类,李师傅一直觉得自己做得挺好。他每天来小区收三次垃圾,每次来,第一件事就是把垃圾桶里可回收的东西拣出来放在一边,等到周一上午运走。至于剩下的两类垃圾,则被一起扔进了他的环卫车,送去清洁站。
  李师傅把垃圾送去的中华路清洁站,是小区周边唯一一个密闭式清洁站。在这里,来自大乘巷的垃圾与其他社区没有分类的垃圾彻底混在一起,最后被大型清运车送到京郊的转运站。
  在转运站,这些分了类又被混合起来的垃圾,会通过机械筛选被第二次分开,但效果无法保证。
  北京市丰台区的马家楼垃圾转运站,负责接收宣武区、丰台区和大兴区的垃圾。在这里,混合垃圾会通过一个巨大的“筛子”。直径小于6厘米的垃圾,在理论上含有有机质最多,会通过筛孔,被送往堆肥场。
 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教授梅雪芹曾就这一筛选过程展开调查,在被送往堆肥场的垃圾中,他看到了饮料罐、包装纸、酸奶杯、罐头、药品、乒乓球、玩具,还有大量的一次性筷子。在报告中他记录道:“这些混杂的垃圾说明了马家楼机械分选的不完全……可以说,在缺乏源头分类的情况下,堆肥原料要经过一次又一次耗费大量人力、物力和能源的分选过程才能得到。”
  梅雪芹大概没想到,即使在源头实现了分类,情况却依然没有好转。在运输途中,环卫车、清洁站和清运车缺乏对垃圾的分类对接渠道,整个的垃圾分类链条也因为这些渠道的缺失,而从中断开了。
  这样的缺失,不仅需要耗费更多的人力、物力来弥补,对本来就难以开展的社区垃圾分类活动,更是巨大的打击。
  7年前,在朝阳区的柳芳小区,居民们发现自己分好类的垃圾又被混合运走,于是积极性受到严重打击,分类工作自此中断。
  但从垃圾运输部门的角度,如果大部分社区没有实现垃圾分类,引入不同类型的环卫车,建设不同类型的清洁站,也是没有意义的。
  于是,垃圾的这两段路,源头分类的不足使运输阶段难以设置分类对接渠道,而分类对接渠道的缺乏又反过来让居民垃圾分类的热情消耗殆尽。
  这样的恶性循环中,垃圾分类的推进难免步履维艰。
  向国外学习什么
  既然国内的实践困难重重,一些组织开始尝试从国外的成果中吸取经验。但如何学,学什么,却仍然是个问题。
  在2009年4月举行的“环境讲堂”上,中国环境科学院固废污控研究所所长王琪提出,垃圾回收要和中国国情相结合,不可推行“拿来主义”。
  “西方发达国家是按照城市化、工业化、现代化的顺序发展的,而中国的城市化、工业化、现代化则是同时进行的。”王琪解释说,“所以我们简单把国外的一些方法或者一些模式拿到中国来,往往行不通。”
  2008年,广东省博罗县引进一种先进的技术,在经历了两年的建设和6个月的磨合后,建起了一座综合垃圾处理厂。在这里,混合的生活垃圾被做了细致的分类:磁性金属直接出售,有机物发酵生成沼气用于发电,沼渣制成肥料,塑胶炼成柴油,无机物直接填埋或制成环保砖。
  这样近乎完美的处理,收效却非常有限。处理厂投入使用后,马上归于沉寂,而博罗县的垃圾仍然大多被送往填埋处理。“因为他们没有衡量经济的可行性。”清华大学聂永丰教授表示。他认为,这种过于追求资源利用最大化的行为,“即使在技术上可以实现,在经济上也是行不通的。”
  另一个从国外“拿来”的垃圾焚烧处理技术,则引发了更大的争议。
  在“十一五”期间,北京将投资73亿元人民币,学习国外经验,将垃圾焚烧处理的比例由2%提高到40%。
  焚烧的好处是,可以减小垃圾的体积,产生的热量可用来发电,并且相比于填埋和堆肥,可见的污染要小得多。但同时,焚烧产生的飞灰对空气的污染,以及燃烧不完全所产生的致癌物质二刲英,也是人们关注的焦点。
  事实上,焚烧技术在国外确实推行得比较广泛,在日本,垃圾焚烧处理的比例甚至达到了80%。“但是,这并不代表北京也适合这样的处理方法。”环保组织“北京地球村”的侯非说。他认为,由于饮食习惯不同,日本的垃圾很干,而中国的垃圾总是湿湿的,烧起来会严重影响环境。“当然,源头上的减量分类还是最好的办法。”
  除了饮食特色造成的差异,另一个显著的“中国特色”——“拾荒者”群体,也直接影响着垃圾处理相关产业的结构和发展。
  在美国,以“回收银行”为代表的垃圾回收公司已渐渐踏上盈利的轨道。而在中国,产业化的步伐仍然异常缓慢。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徐海云介绍说,这是由于垃圾中回收价格较高的饮料瓶等大多已经被拾荒者拾走,剩下的垃圾,价值相对较低,难以发挥利益链条的带动作用。
  在垃圾分类的领域,从现有经验来看,无论是技术体系、处理方法,还是产业的赢利模式,要学习就要结合中国实际的国情来展开尝试。对此,徐海云描述得更加简练:“我们向国外学习的,不应当是他们的形式,而应当是实质。”
  现实点,再现实点
  对于这种“实质”的理解,不同的组织也不相同。
  张伯驹所在的环保组织“自然之友”正在筹划着,做一些“更为现实”的垃圾分类。在这种模式下,社区垃圾分为哪几类,是由居民通过协商讨论,按照自己的投掷、回收习惯来制定的。“这样更能保证分类的效果。”他说。
  不过,这种协商有一个根本的原则,就是垃圾的“干湿分离”。
  “现在一些小区的分类垃圾,可以分成六个桶,塑料就分三种,纸也按照瓦楞纸、卡纸、报纸分为好几种,大家根本记不住。而且送到回收站,这些纸都是一样的。”张伯驹说。
  他的逻辑是,既然垃圾分类的目的是回收和减量,分类的标准就应该在配合目的的情况下,尽量简化。这样,居民才能记住,才能进一步在实际的生活中身体力行。而“干湿分开”就是一个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标准。
  对于“干”的部分,这种分类能够保证更大程度的资源回收。比如,一张废纸可以卖给废品站,但如果泡过菜汤,就不行了。无论是居民自己还是环卫人员,包括拾荒者,干湿分离的垃圾对于分拣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都会更加容易。
  而“湿”的部分,则可以作为餐厨类垃圾集中处理。“当然,还需要在转运过程中增加对不同类型垃圾的接口。”张伯驹说。
  而在4月1日,北京市政协常委会通过《关于北京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有关问题的建议案》,向市委提出建议,用经济手段促进垃圾分类回收体系的建设。
  市政协委员钟和在接受采访时表示:“垃圾分类不是只摆个箱子就能解决的,政府应在垃圾分类上加大投入,这种投入包括政策引导、技术研究、运输体系的完善,更应在经济上进行投入,比如以政府购买的形式促进居民进行垃圾分类,并增加补贴力度,支持垃圾分类企业、回收企业的发展。”
  这和张伯驹的想法相近了。在采访中,张说,环保组织能做的,都是“小区里”的尝试:“在小区内,我们可以通过培养居民的环保意识来推动垃圾分类,出了小区,就要靠市政部门和垃圾处理市场上的其他单位,来把整个垃圾处理的链条给补上。”
上一条:居家清洁原则重点 下一条:中国保洁行业的发展状况:三个阶段